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鲜明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深刻指明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前进方向。讲话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篇章。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是我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更加全面、更高水平履行党中央赋予我院职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环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就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科学回答了事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努力，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界、教育界联组会时强调，要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们要把学习总书记这些重要思想、论述和指示，同持续学习贯彻总书记“5·17”重要讲话、三次致我院贺信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精神实质，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推动两类研究融合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深入研究并作出有说服力的科学解答。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了许多标志性、引领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比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都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最新发展，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些重大命题都是综合性的、全局性的、战略性的，采取散兵游勇的方式，依靠单一学科领域的知识很难作出科学解答。从学科发展趋势来看，跨学科、交叉科学融合发展，自20世纪中叶开始就是一大潮流。本世纪以来，这种潮流愈加势不可挡。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融合研究，不断出思想出理论出对策，是哲学社会科学顺应新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我院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学科众多、覆盖面广，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都是我院的优势。我院要切实发挥国家队作用，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头羊”“带头雁”，就必须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出高水平的推动文明进步的基础理论成果，又出高水平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对策成果；既出深谋远虑的思想家、学问家，又出熟悉党情世情国情的战略家和各领域、各方面的专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花大气力，在两类研究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此，我院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才能充分发挥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的思想库作用，才能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作出应有贡献。
基础理论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基，也是应用对策研究的源头。唐代魏征曾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史表明，科学上的重大发现，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往往是建立在基础理论变革的基础上。只有在基础理论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才能带来研究范式的转换，创立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新概念、新方法，产生原创性标志性成果。基础理论研究的思想深度和学理厚度，决定着应用对策研究的前瞻性、系统性、战略性和精准程度。没有基础理论研究作支撑，对热点问题的跟踪看似热热闹闹，实际上却是年年岁岁花相似，不断低水平重复。有基础理论研究作支撑，应用对策研究就能够在“人所共知”之处提出不为常人所知的主张，在“人所不知”之处提出需要高度关注的新变化新特点。基础理论研究得越深，对策研究就越有思想高度，提出的建议就越高明、越管用。我院与国家部委的研究机构相比，优势在于有雄厚的基础理论研究作支撑，能够开展建立在基础理论研究之上的应用对策研究。我们的老院长胡乔木同志曾经指出：“哪怕是我们在研究一些最实际问题的时候，例如调查某一个地方，写出某一个地方的情况、经验的调查报告，作为社科院派出去的调查组写出来的调查报告，应该和其他的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至少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要力求对所调查的事实作一种理论上的探讨和解释。”简而言之，有好的基础理论研究，才会有好的应用对策研究。
如何实现基础理论研究的应用对策转化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全院同志共同努力。这里，分析几个典型案例，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示。
案例一：马克思的《资本论》
《资本论》是马克思耗费毕生精力创作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分析了商品、货币、资本等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奴役性质、虚幻性质，破天荒第一次揭示了资本的“秘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就是剩余价值，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理论著作，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资本论》对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形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恩格斯指出：“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剩余价值学说，为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力清除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形形色色错误思潮的影响，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和思想统一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随着《资本论》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占据主导地位，世界各地都相继成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并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为依据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力量，这是实现基础理论研究向应用对策转化的根本目的。
案例二：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和《论持久战》
毛泽东同志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矛盾论》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强调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也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系统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矛盾论》《实践论》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矛盾论》《实践论》的基础理论研究，结出了《论持久战》的应用对策硕果。《论持久战》创作于全面抗战爆发之际，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即如何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分析战争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依据国内国际现实矛盾的变化，客观全面分析形势，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逐渐发生变化，中国终将战胜日本侵略者。从而有力地批驳了社会上弥漫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论调，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论持久战》还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方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战略和策略。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转化为活生生的对策，为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哲学家冯契曾说，“《论持久战》特别使我感受到理论的威力，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完整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可以说，这本书是继《资本论》之后，运用辩证逻辑的典范”。
案例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早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提出了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等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重要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蕴含着科学的自然观，体现了自然辩证法，是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创造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指引和强大思想武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倡导推广绿色消费，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认真落实生态环境相关多边公约或议定书等，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启迪。推动基础理论研究的应用对策转化，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其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新时代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二要提高基础理论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基础理论研究是我院的传统优势。正是由于历史上曾经汇聚的一大批学术大师，推出的一系列厚重的学术成果，确立了我院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殿堂的地位。近年来，我院基础理论研究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部分基础研究学科出现下滑，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提高基础理论研究的能力和水平，核心是抓住原创这个关键，着力推动重大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创新，推出具有时代高度、代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重大科研成果。基础理论研究需要长期积累，必须下大气力、下苦功夫，必须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执着坚守，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下决心改变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脱节的状况。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专门谈到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做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如果整天只是在空洞的概念上转来转去，搞纯粹的理论思辨，“坐而论道”，把生命都耗费在诸如“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之类的经院哲学问题上，那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学问。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促进基础理论研究的应用对策转化。
聚焦时代主题，推动应用对策研究实现理论升华
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繁荣发展的根本途径。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在社会实践中检验其正确与否，进而推动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完善。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注重应用对策研究的理论升华，不仅能够提高对策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且有利于实现基础理论的创新。如何推动应用对策研究实现理论升华？这里，我列举两个经济学的案例。
案例一：凯恩斯开创现代宏观经济学
1929年“大萧条”是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最广泛、最持久的经济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长期失业问题，同时出现了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冲突。“大萧条”成为当时最重大、最迫切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家纷纷参与到“大萧条”成因和反危机政策的研究当中，试图提出解决之道。受古典经济学“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身需求）的影响，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信奉“自由放任”，相信市场的供求力量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要么推崇市场自然调节，要么主张减薪、加税、紧缩银根、提高关税等，但这些手段在实践中不仅无效，甚至适得其反。凯恩斯在与美国罗斯福“新政”的紧密互动中，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和“乘数原理”等理论。他认为供给并不能自动创造需求，经济危机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而恢复均衡，主张通过政府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干预实现充分就业，从而走出危机。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可以说，正是在应对“大萧条”的对策研究中进行理论升华，造就了“凯恩斯主义革命”和现代宏观经济学。
案例二：张培刚开创农业国工业化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纷纷独立。这些国家大都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迅速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工作期间，围绕农家经济、农民生活、粮食生产等，在全国多地开展了6年调研，掌握了大量一手调查资料，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同时反复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20世纪40年代，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把自己掌握的中国的现实情况，与当时最前沿的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完成了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自成体系地提出了完整的工业化理论，指出农业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必须全面实行“工业化”，这与当时很多人主张的“农业立国论”或“乡村建设论”明显不同。张培刚关于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基础工业的“先行官”作用、工业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影响等学术观点，提出时间远早于舒尔茨、刘易斯、赫希曼等国际著名经济学家，为发展经济学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这里仅仅列举了经济学中应用对策研究升华为传世经典理论的例子，相信其他学科也有不少成功案例。这些案例，在推动应用对策研究实现理论升华方面，给我们几点启示。一要立足实践。传世经典往往是来自于对那个时代实践的提炼概括，并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如果脱离鲜活的时代实践，搞所谓的“纯学术”“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是产生不了经得起历史、人民和实践检验的伟大成果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在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不少问题难以用现成的理论、观点、学术思想解释，这就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二要善于提问。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思想史上一切伟大的创造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应用对策研究处于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的最前沿，既要关注当前的、短期的问题，也要研究规律性、制度性、长期性问题。三要勇于创新。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那就不仅没有独创性，而且往往会“削足适履”甚至“南辕北辙”，既解释不了中国实践，也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更推进不了理论创新。
要聚焦时代主题，立足中国实践，善于从应用对策研究中提炼引领时代变革、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大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主攻方向，在应用对策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探索科学规律。要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等应用对策研究中，多学科多维度、系统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原创性贡献，书写研究阐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经典。近年来，我院在中美斗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社会治理、“一带一路”建设、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国家安全、中华文明溯源等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应用对策研究，得到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评价。下一步，要用好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深入研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演进趋势，中国发展“奇迹”背后的重大理论创新。党领导人民正在深入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包含了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许多应用对策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更要在应用对策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为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思想、中国智慧和中国理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平台治理等新兴、交叉领域也有诸多理论空白，要在及时准确把握其特征和趋势的前提下，推动应用对策研究的理论升华。
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缺一不可、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是我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针和优良传统。建院40多年来，我院在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方面积极探索，取得显著成效，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充分发挥了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的思想库作用。
这里提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比如，关于包产到户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社会上包产到户是“独木桥”还是“阳关道”的激烈争论，农发所、社会学所的学者们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和论文。这些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结合生动的实例和翔实的数据，回应社会质疑，坚决支持包产到户，在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为党中央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重要贡献。再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1979年，对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应当从何入手，理论界存在很大分歧。工经所的蒋一苇同志，基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在工业企业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出改革应当从企业入手，把充分发挥企业主动性作为基本出发点，形成了企业本位论。其主要观点是，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必须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些观点对于深化企业改革，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企业本位论》正式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1979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将这篇文章作为文件下发给与会代表参考。又如，关于人口问题研究。早在20多年前，国家还在严格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期间，我院学者就对人口问题开展跟踪研究，走在了全国前列，在此后的不同阶段都提出前瞻性研究成果，为党中央调整人口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站到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又如，关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在党的十五大报告起草前夕，中共中央举办法律知识讲座，法学所王家福同志讲授了《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次法律知识讲座对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是我院对国家法治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以上主要涉及经济学、法学等应用学科，我院一些基础学科也有很多成功案例，特别是近几年，文哲学部、历史学部在研究成果应用对策转化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以上案例表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既能推出高水平基础研究成果，又能拿出高水平应用对策成果，我们要有这个自信。我院历史上的优秀学者无不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在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创新信心和决心，攻坚克难、追求卓越，最终取得骄人的成绩；无不怀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弘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优良传统，与祖国同行，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践行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关键是要胸怀“国之大者”，围绕国之大局、国之大要、国之大事、国之大计，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回答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所指明的方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持续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提炼出具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特别是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关心什么、需要什么，始终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紧贴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需求，推出更多对政策制定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事业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的优秀成果。要牢固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目标，以回应人民重大关切、解决人民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为使命，加强调查研究，不断把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
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是就我院整体而言的，并不要求所有的科研人员、所有的科研项目都要融合。就全院来说，有的研究所理论研究任务多一些，有的研究所对策研究任务多一些，都是合理和正常的；有的科研人员愿意并擅长做基础研究，也有的有兴趣并擅长做应用研究，两者都需要；有的人某个阶段可以有这样和那样的侧重，这都是可能的，都应该支持和鼓励。当然，如果善于把两者融合起来，既能做好基础理论研究，又能做好应用对策研究，那就更好了，这样的人越多越好！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贯穿我院全年工作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院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确保取得实效，把教育活动成果转化为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精神动力，转化为立足岗位、奋发工作的实际行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坚持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正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要强化理论武装，持续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以武装全院干部职工的头脑，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专著、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持续推进正风肃纪，驰而不息整治“四风”，建设风清气正、严谨自律的学术生态。要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层层传导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压力，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严格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党委要把方向、抓大事、谋全局，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抓好党的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抓好科研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营造良好的研究工作氛围和环境。
推进制度创新，着力解决制约两类研究融合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加快形成促进两类研究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一要加强研究所领导班子建设。领导班子是一个单位的“火车头”。要选优配强领导班子。研究所业务负责人是本学科带头人，不仅本人研究水平要拔尖，还要善于抓“三大体系”建设，善于培养年轻一代，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样才有利于带队伍、出精品。要注重班子梯队建设，真正把那些忠诚干净担当、业务拔尖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选任到研究所领导、研究室主任的岗位上来，为推动两类研究融合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二要优化科研组织方式。推动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科研组织方式不能是单打独斗、散兵游勇，而是要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形成综合研究团队。要设置一批重大问题研究课题，打破学科、研究所、学部的界限，通过调动全院力量联合攻关，共同推出代表我院核心竞争力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等制度。可以先搞一些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开。要更好发挥创新工程在两类研究融合发展中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鼓励各所在推进创新工程项目时，向兼顾两类研究的题目倾斜；鼓励基础理论研究类学科关注现实问题，并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应用对策转化；优化创新工程考核机制，实现两类研究成果在推出时间上的有机衔接，支持科研人员出精品力作。要处理好学科建设和两类研究融合发展的关系，继续加大对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支持力度，对相近学科进行整合，壮大学科力量，将团队效应发挥出来。三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制度。要认真研究《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充分吸收其中适合我院的经验做法，完善我院评价机制。要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做到个人研究和集体研究的绩效大体相当，推动形成鼓励集体攻关和合作研究的氛围。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坚持代表作评价制，既强调成果质量、原创价值，也要重视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贡献。四要在开门办院中推动两类研究融合发展。不断密切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的联系与合作，特别是要通过重大科研项目，吸引哲学社会科学界高水平专家学者联合攻关，提升研究成果质量。加强同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互动交流。要与世界展开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的思想和学术对话。通过举办高端论坛、合作研究、对外培训、翻译出版、新媒体传播等多种途径和方式，不断提升中国学术和高端智库的国际影响力、话语权。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实施好中国社会科学院“讲述中国工程”，将我院学术和智库研究优势有效转化为国际传播优势。总之，对于有悖于融合发展的陈规旧章，要修改废止；对于有碍于释放融合发展活力的繁文缛节，要下决心砍掉，尽快形成有利于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是第一资源。要在引才、育才、用才方面下更大功夫，不断破除人才发展瓶颈，构建与两类研究融合发展相适应的人才机制和环境。一要择优引才。要根据战略需要，前瞻性地引进一批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和综合性人才；要主动出击，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能引领两类研究融合发展的帅才；要加强人才梯队建设，持续引进有潜力的高水平青年人才。要严把“进人关”，提高引进门槛，择优引进人才。二要精心育才。引导科研人员树牢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更新知识，提高理论水平。要通过培训、讲座、专题辅导等形式，拓宽视野，扩大交流，增长知识，弥补短板，提高能力。要关心支持那些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立志做大学问、真学问的青年科研人员。要完善“传帮带”机制，使其在学术传承、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要发挥好社科大和博士后制度的人才“蓄水池”作用，为两类研究融合发展培养后备人才。三要科学用才。树立人尽其才的“大人才观”，将各年龄段科研人员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都发挥出来。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