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个月前，许小年在中欧校友总会组织的一次线上分享中说，大萧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经济衰退已成定局。那时候他不理解的是，很多人连大萧条是什么都没弄明白，就在那里说大萧条来了，所以他要讲明白大萧条是怎么回事。
两个月过去，这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觉得，“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如果从数字上来看，欧美国家最困难的日子也过去了。”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于经济的复苏时，他认为有关经济决策的一些讨论似乎失了方向，“现在最为紧迫的是救济而不是刺激。谁最需要救济？是中小企业。”
许小年有话想说。
很多中小企业的资金链已经断掉了，我们正在和时间赛跑。许小年认为，应该把经济救济的资金直接发给中小企业和个人，而不是通过把资金给到大企业，再由大企业拿来资助产业链的方式。这和他支持消费券的逻辑相仿，因为消费券对经济的救助效果比基建刺激要快。
作为经济学家，可以说许小年亲历了三次经济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和我们今天正在面对的这场危机。
对危机的研究让他确信，每一次危机背后的成因几乎都一样，就是货币超发。这一次美股四次熔断也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说：“危机时刻发货币是对的”，“2020年鲍威尔这一次发货币是对的”——但是危机过后一定要把水收回来，然而这也是最为困难的，因为缩表意味着要节衣缩食，要过苦日子。
不少国际学者认为新冠肺炎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历史将会划分为前新冠肺炎时代和后新冠肺炎时代，许小年认为是过虑了。
5月26日，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他说：“我不认为新冠肺炎有特别深远的影响，更加不会成为历史上造成分水岭式时期划分的关键事件。”
过去几年，许小年将相当多的时间用于观察企业，特别是和中欧校友企业的交流。几天前的一场交流中，有校友问他，新冠疫情之后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许小年回答：对于企业来说，你们脑子里始终要有一个意识，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按照以前那种方法经营企业已经不灵了——企业过去找风口，做政府关系、银行关系的方式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要靠创新了。
访谈：
最紧迫的是救济不是刺激
经济观察报：3月下旬的时候很多人是悲观的，当时您判断大萧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衰退已成定局。现在两个月过去了，您怎么判断当前的情况？
许小年：我的感觉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从数字上看，欧美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也过去了，新增病例数持续下降。
是否会有第二波疫情，目前还没有看到很明显的征兆，国内没有数字表明将发生第二波，海外第一波还没有过去，现在讲第二波有点早。
经济观察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不少政策，比如减税降费、房租和电费补贴、稳岗补贴和各种信贷支持政策，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等等，从您的角度看，当前宏观政策的重心应该放在哪里，还需要做哪些事情？
许小年：我认为，对小微企业的救助和支持政策是对的，但是还远远不够。我注意到，在政策层面上人们还在争论新基建、财政刺激的力度，以及财政赤字是不是可以货币化等问题，这些争论没有落到目前经济和民众生活最紧迫的事情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焦点不是如何刺激经济，而是如何救济经济。
救济而不是刺激。
欧美国家的政策应对上来就是救济，把钱发到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账户上，这是有道理的。如果还是传统的财政刺激，搞基建投资，通过产业链一环一环地传递到中小企业和个人手里，那是需要时间的。
想象一下，如果是基建比如特高压，电网公司下了订单，由电器厂去做电缆、做变压器，然后变压器厂去采购铜线钢板，再由钢铁厂去采购矿石和焦炭，产业链延伸下去要多长时间？现在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中小企业倒闭，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
因为疫情所造成的经济活动的停滞，中小企业的资金链已经很紧张了，采用投资拉动的方式，等着产业链一环一环地传递到基层，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企业一旦倒闭，想恢复起来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最为紧迫的是给老百姓发钱，给中小企业发钱，比基建拉动见效快得多。
强调救济重要性的另一个原因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如果说实体经济中的供应链是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中小金融机构就是货币政策触达中小企业的传导机制。货币松宽，银行放款，一般都放给了国企，有相当规模的民企也能拿到一些，而大部分中小企业要么无法受益，要么只能做国企的供应商或合作者，间接受益。
在经济活动放缓，付款拖延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越来越困难。政府虽然一再强调金融服务实体，要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但大型商业银行从本质上讲不适合做小微贷款，捉老鼠靠灵活敏捷的猫，狮子干不了这个活儿。具体讲，央行应该直接给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无息资金，中小金融机构再向中小企业发放低息或无息贷款。
再说一遍，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这次疫情和以往的经济危机不一样，它直接造成了经济活动的停顿，不是放慢，而是马上就停顿。服务业、餐饮业、小型商贸企业已经倒了多少？它
们的现金储备也就能支撑两三个月，没有现金流入，企业就办不下去了。所以救济紧于刺激，当下的政策讨论在方向上出现了偏差。
经济观察报：您讲到救助，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发消费券，不少人认为消费券有救助的功能，也有提振消费的功能，可以说一举多得，主张扩大范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对于消费券您的看法是什么？
许小年：消费券我赞成。消费券发到老百姓手里，钱会直接流到服务、餐饮、旅游等现金极度紧缺的小企业哪里，而不必通过基建那么长的产业链。消费券见效要比财政刺激、基建拉动更快。
覆水难收也要收
经济观察报：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我们看到，有专家认为，通过央行购买国债，以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式来做没有什么不妥，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但也有专家坚持，不能突破财政和央行之间的隔离墙，否则对财政的约束将不复存在。争论的背后涉及到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的理解，就您的观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现代货币理论和财政赤字货币化会成为热点，您的观点如何？
许小年：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背景是这样的：美联储这一次应对危机的方法，在很多方面突破了原有的货币政策界限，比如宣布无限量的购买债券，而且债券不限于国债。
过去美联储购只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购买品种从国债扩大到了高评级的公司债，这一次进一步扩大到垃圾债，也就是低等级的中小企业公司债。
美联储这样一步一步往前推进，人们自然产生疑问，货币政策还有边界吗？
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债券，压低市场利率，有助于财政部和企业发债，相当于央行为政府和企业间接融资。既然是融资，为什么不能直接融资呢？美联储为什么不可以进入一级市场，直接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呢？
这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由来。再往下走一步，央行直接购买企业发行的债券，央行就具备了商业银行的功能。
听上去很离谱的观点，还有这个理论那个理论包装，什么MMT之类的。我们现在根本不缺理论，我们现在缺常识。常识是什么？
常识是财政部不创造财富，央行印钞票不创造价值。无限量地发行货币，又没有看到通货膨胀，人类以为找到了一个糊弄上帝的方法，零成本地解决我们面临的棘手经济问题。人类太聪明了吧？聪明到了自认为可以违背常识和改变常识！殊不知聪明一定会被聪明误。
2008年，美国政府的国债占GDP的60%多，经过那一轮危机救援，国债对GDP的比例陡升至100%左右。2020年这一次救援过后，联邦政府的负债会上升到什么水平？你以为政府可以无限地增加债务吗？你想走欧债五国的老路？你想学希腊政府破产吗？你以为央行可以无限量地发钞票吗？
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说明，2008年金融危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格林斯潘（1987-2006年任美联储主席）的货币政策，他从2005年开始超发货币。根据货币金融学的泰勒规则，货币发行要遵循泰勒规则，格林斯潘认为他不必跟随泰勒规则，他可以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经验决定货币发行量。
你以为超发货币，CPI没有通胀，就能够侥幸过关吗？你过不去的。
格林斯潘挽救了一次又一次的股市危机，但终于没有逃过2008年。美国的CPI没涨，美联储发那么多货币到哪里去了？由于利率超低，大家全借钱去买房子，房地产市场泡沫，家庭部门的负债过高，泡沫破灭造成金融海啸。2008年金融危机是对货币超发、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失衡的强制性纠错，这个教训忘了吗？
2020年危机的背后又有央行超发货币的影子。当下都急着救灾，来不及做非常深入的数据分析，已有初步的证据说明，3月份美国股市10天内四次熔断，货币起码是原因之一。
在四次熔断之前，美国股市的估值达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点。我们知道资产价格如果有泡沫，早晚要调整，调整的导火索可能是新冠肺炎，也可能是2008年的次贷衍生产品违约。只要货币超发引起资产价格的高估，市场一定会调整，不是新冠肺炎引爆，就可能是油价，不是油价就会是其他的什么因素。
经济观察报：但是当发生危机的时候，大家能想到的办法还是发货币，发更多的货币。
许小年：危机时刻发货币是对的，解救流动性短缺的燃眉之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这次大放水是对的，2008年伯南克救火也是对的，但是危机过后你要及时缩表，也就是把超发货币收回来。
中国人说覆水难收，这才是问题所在，美联储缩表，特朗普就说你不能缩，收紧货币，股市下滑，我怎么第二次当选？于是鲍威尔在强大的压力下放弃了缩表。
经济观察报：但是放水比较容易得到支持。收水的时候，无论是哪一个政府都是比较不容易得到支持的。
许小年：人性如此。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是公众一定要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今天政府给你账户上打2000美元，那可不是天上掉馅饼，危机过后是要加税的，虽然没有政客会这样告诉你实话。财政不创造价值，它的收入来自企业和个人创造的价值，这不是常识吗？
鲍威尔承诺无限制地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大家要明白，危机过后如果不收水，下一场灾难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美联储前任主席耶伦开始缩表，鲍威尔接任后表示要继续回收货币，但政府不干，民众也不愿意，政治压力很大。
这个情况跟在中国是一样的，去杠杆方方面面都会骂你，因为过去借的钱现在要还了，没钱还债就要节衣缩食，过苦日子，谁愿意啊？
打通财政部和央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无非是说财政借的钱不用还，央行印钞票就是了，而且钞票印多了也没什么坏处。借钱不还是什么逻辑啊？借钱不还以后还能借到吗？借钱不还的人能珍惜借来的钱吗？能用好借来的钱吗？这些都是常识，别故弄玄虚，把违反常识的事装扮成云山雾罩的“现代理论”。
全球化可能放慢，但不会倒退
经济观察报：在3月份的演讲中，您认为全球化必须进行下去，不能倒退，倒退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的。但是现在很多学者认为，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力量将全球化往回拉，比如民粹主义、经济安全等等，全球化的逻辑会因此改变。如果这些力量和市场化的力量同时存在，综合作用的结果会怎么样，全球化会倒退吗？
许小年：我认为全球化会放慢，但不会倒退；我不认同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的说法。值得警惕的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国际上的去中国化倾向。
前几天有学者谈到，美联储和世界上14个主要央行达成货币互换协议，覆盖30多个国家，但不包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根据这个协议，当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各国央行不必抛售自己手中的美元资产，可以用本国货币和美联储直接兑换美元。这不是逆全球化，而是排斥中国的全球化。
有人把英国脱欧解释成去全球化的案例，这是明显的误读。脱欧并不意味着英国就此退出和欧洲的密切经贸往来，并不意味着英国和欧洲之间减少相互投资。脱欧是英国人闹地方主义，认为与欧洲合作的一些条款对自己不利，比如难民配额，他们不想承担，所以选择了退出。脱欧不是断交，不是“去欧洲化”或去全球化。
美国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重新签订《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也不是否定自由贸易,只是修改了贸易协议的条款。
对比新协议和旧协议，没有发现根本性的区别，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之间仍然是零关税，只不过零关税的判别标准比以前提高了。
举例来说，在NAFTA之下汽车零部件只要65%在北美三国生产，就享受零关税，新协议把门槛提高到了75%，就这点区别。这不是逆全球化，而是美国要在全球化中争取更多的好处。
我不认为逆全球化将成为未来的趋势，也不认为特朗普是逆全球化的，尽管他一再强调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那是政客为了捞取选票采取的宣传策略。真搞逆全球化，美国的经济受损，失业率会更高，是要丢选票的。
经济观察报：特朗普跟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几乎所有贸易伙伴都在要价。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会因此受到什么影响，比如很多人谈到产业链向东南亚迁移的问题？
许小年：特朗普四面出击打贸易战，对全球产业链格局影响不大，影响大的是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各国企业把部分供应链搬到东南亚、南亚，成本当然是一个原因，规避中美关系的政治风险是越来越重要的考量。
中美之间的冲突将是一个长期的不确定因素，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企业需要重新做全球产业布局。这次美国切断华为的芯片供应链，动用行政力量粗暴干涉市场交易，动机是政治性而不是经济性的。这是无法忽视的，而且风险可能是有增无减。
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决定供应链的是性价比（cost effective），劳动力的性价比而不是绝对成本。从性价比的角度看，中国的劳动力仍然有优势，优势不仅体现在中国工人的生产效率高、教育程度高、遵守纪律，而且体现在中国的供应链虽然分布在中低端，但它的完整程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法比的。
在东南亚只能做一些加工环节、价值链比较短的产品，例如服装、玩具，衣服不需要很多企业协作，有布料、针线和缝纫机，雇几个工人就可以开干。
手机就是不同的故事了，它的供应链长多了，做相机的、做机壳的、做面屏的、做电路板的、做螺丝钉的、组装的......，短期内不能都搬到东南亚去，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建立的供应链体系，请注意是体系，其他国家想复制没有那么容易。
正因为如此，中美两国经济脱钩是很难的，因为企业都要算经济账。科技脱钩的可能性倒是大于经济脱钩，美国会加强对中国的科技封锁。
新冠并非新时代
经济观察报：从新冠疫情发生开始，大家都在讨论疫情将怎样影响世界。很多国际学者，如基辛格、《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等都认为，新冠疫情之后世界将发生很大的改变，甚至有人将世界划分为新冠之前的世界和新冠之后的世界，但似乎也没人说的很明白，这种改变到底会是怎样的，如果让您看，新冠疫情是否会带来一些实质性的改变，它会怎样影响经济和世界？
许小年：他们都言重了吧？当人们处于从未经历过的事件中时，自然会产生恐慌情绪，而且恐慌会被放大。新冠肺炎会成为一个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么？可能性不大。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传染病，14世纪的黑死病无论死亡人数还是对欧洲历史的影响，比新冠肺炎大得多，封建制的解体、文艺复兴、第二次农业革命都和它有关系，但是今天没有历史学家会认为黑死病是历史上的分水岭，把欧洲历史分为前黑死病和后黑死病时期，将来历史也不会被划分为前新冠时期和后新冠时期。
后工业化时代关键在创新
经济观察报：新冠疫情期间大家看到的变化之一是在线，就中国经济而言，这个所有企业所有人都上线的过程也可能预示着一个大的分野，对此您怎么看?
许小年：疫情在短期内确实推动了上线，疫情过后，上线的热潮也许会降温。这几天国内的防疫等级刚降下来，企业高管的第一件事是出差拜访客户，拜访供应商，线上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得线下去谈。
疫情过后，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并不是新冠肺炎的余波，而是疫情之前我们所讨论的那些问题。估计今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基本结束，影响经济的长期因素，很快就重新回到人们的议事日程上来。
首先，企业要意识到，中国经济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按照以前的方法经营企业已经不灵了，现在要靠创新。过去企业可以找风口，搞好政府关系，搞好银行关系，拿到批文拿到钱就可以盖房子，盖了房子就能卖，卖了就赚钱，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后工业化时代的特点是产能过剩，是买方市场，企业要想办法服务客户，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客户身上，花在技术和产品上，而不是花在政府和银行身上，这是非常大的转变。企业家要想的问题，不再是建设多少产能，要多少地，盖多少厂房，而是研发投入，产品和服务创新。
第二，中美关系长期紧张，获取技术的成本大大增加，对美出口受阻，国际供应链重构，对中国企业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困难超过新冠
肺炎造成的经济活动放缓与停顿。类似的局面1980年代末也出现过，靠着1990年代初的坚持改革开放，我们渡过了难关，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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